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题：风云“八办” 烽火前哨——探寻八路军办事处的历史功勋
新华社记者黎云
东起上海，西达乌鲁木齐，北至太原，南抵香港……
抗战期间，中国许多重要枢纽城市里都曾有一处身份特殊的小楼、小院。当年的名称或有些许差别，如今，它们被统称为“八路军办事处”，简称“八办”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经国民党当局同意，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了18个办事处。在中华民族抵御日寇侵略的历史上，“八办”如同一座座红色堡垒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
一扇窗
横竖不过半尺，一个方正的小窗，开在西安七贤庄一间临街房间的墙壁上。有人说，窗外是西安，窗内是“延安”。
当时，《新华日报》就是从这扇窗户传递出去，使国统区了解了我党的政治主张，也让世界知晓了“中国的西北角”。
西安“八办”的地下电台还承担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电文的转播任务。这个秘密电台不仅使远在江南地区出版的新四军《火线报》《东进报》可以及时转载来自延安的声音，还让党的电波传至欧洲的部分地区。
展开剩余79%重庆、武汉的“八办”，同时发行两种版面的《新华日报》，又经过西安、桂林等地“八办”，发往各地以及国外的共产党组织，最高发行量一度突破5万份。
在香港，《新华日报社论集》和《群众》周刊印刷发行，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论著被翻译成英文。香港“八办”创办了《华侨通讯》，许多文章除被港媒大量转载外，还登上了纽约《华侨日报》、秘鲁《华商日报》和菲律宾《菲岛华工》……
洛阳“八办”的电台, 则成为中共河南地下组织的重要通信联络平台，帮助中共豫西省委打通了与中共中央、中原局、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新四军之间的无线通道。
在“八办”推动下，我党的政治主张不仅被全国人民广泛知晓，极大鼓舞了抗日救国的信心，也取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。
一盏灯
在进步作家丁玲的回忆录里，西安“八办”地下室里那盏瓦数不大的电灯，让她看到了希望。
刚刚被我党营救出来的丁玲，隐蔽在西安“八办”地下室里，等待前往革命圣地延安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丁玲见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和史沫特莱。“这时大家都年轻，都有满腔热情，用三种语言同唱《国际歌》……”丁玲在回忆录里提到。
抗战时期，“八办”高度重视做进步青年的工作。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在国统区招生后，“八办”很快就成立了招生机构，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和叶剑英等亲自到西安、武汉、广州等地学校演讲、进行宣传。
很快，“到延安去”成为进步青年的时代追求。诗人柯仲平深情写道：“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，也不怕路遇‘九妖十八怪’，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……”
1937年底，南京沦陷，南京“八办”和武汉“八办”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，后送了近千名进步青年到延安去。仅1938年2月至5月，西安“八办”护送了2000余名进步青年前往陕甘宁边区。“许多人看到延安宝塔的一刻，激动地俯下身子，亲吻脚下的土地。”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介绍说。
艾青、冼星海、萧军、贺敬之、赵树理、周扬、艾思奇……陕北汇集了那个年代璀璨的明星。
“父母当年在去延安的路上，经常遇到敌机的轰炸。”冼星海之女冼妮娜说，但这没能动摇他们去延安的决心。1939年春天，34岁的冼星海在延安举起从法国带回来的指挥棒，指挥延安鲁艺合唱团唱响了民族交响史诗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除了进步青年，经“八办”引荐前往陕甘宁边区的，还有很多爱国华侨华人、国际友人，包括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斯诺、史沫特莱、白求恩、柯棣华……
至1940年，约有10万人经“八办”汇集到延安，其中接近半数是知识分子。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，不仅为延安注入了思想、文化、艺术和技术的活力，还为后来新中国的成立储备了人才力量。
也许是一种巧合，丁玲在上海的故居，隔壁就是上海“八办”。
一座碑
当年到达西安“八办”后，电台队长刘泮林上的第一堂课是气节教育。刘泮林曾回忆，组织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但共产主义信仰不能丢。
门口就是特务、宪兵，断水断电，暗杀伏击……为防止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，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多种卑劣手段。乌鲁木齐“八办”负责人陈潭秋、西安“八办”高级参谋宣侠父、重庆“八办”秘书李少石，都牺牲在国统区特殊的战场上。
陈潭秋夫人王韵雪曾回忆，陈潭秋就义前，亲了亲才两个多月的孩子，对她说：“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已来了，你一定要按我平时说的身体力行，好好抚养孩子，培养长大像我一样。”
一边面对的是迫害和牺牲，一边还要顾全大局坚持合作抗日。
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, 武汉“八办”共后送军饷法币655万元、枪炮730多支 (门) 、弹药1300多箱、服装4.6万套、药品3.5万箱。南京“八办”虽然仅存在了三个多月，仍后送军饷及被装折款计法币197.5万元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。
1939年，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，桂林“八办”从东南亚筹集了一批无线电器材、医药、医疗器械、被服、汽油等，一共50多台汽车，浩浩荡荡历时4个月抵达延安。
除了筹集物资款项，各地“八办”还开展了营救我方同志、揭露敌人罪行和团结开明人士等工作。
“‘八办’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和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。”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长余红健介绍说。
1945年10月，在重庆“八办”，毛泽东将《沁园春·雪》题赠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，之后在报上发表，轰动山城。此时，抗战已经结束，一段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的时代即将到来。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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