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周的建立主要依赖于农业，而国家的经济来源也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上。西周早期至中期实行的是一种被称为“井田制”的土地制度。根据《孟子》中的描述，这种制度将900亩的土地划分成9个方块，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沟渠将其分割开来。中间的一块100亩土地归天命和诸侯所有，被称为公田；其余8块土地则归各个农户所有，被称为私田。在这一制度下，农民不需要缴纳农业税，而是通过劳役来替代租金。农户的劳作顺序是，首先需要集体到公田工作，完成公田的耕作后，才能开始耕种自己的私田。
然而，《孟子》所描述的这幅西周“共产主义”蓝图，虽然看起来理想化，实际上学者们指出，西周中前期确实存在类似的土地制度，但不一定完全符合“井田制”的具体形式，也未必是900亩这一固定数值。在学者的考证中，西周的土地制度可能更为复杂和灵活。
在西周中前期，国家强大，周王室也享有崇高的威信，井田制的实施相对顺利。但到了西周晚期，随着国家的衰退，这种制度逐渐难以维持。其主要原因有两个：一方面，由于国人暴动，厉王逃亡，周王朝的“天命”受到了普遍的质疑，周天子的权威大为削弱。失去了天命的支持，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受挫，私利心态逐渐复苏，从而影响了他们集体耕种公田的积极性；另一方面，西周中晚期，国家战乱不断，周王朝不得不强制让自由民参军，致使大量土地荒废，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困境。
展开剩余68%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便反映了当时庶民的困苦心态，表达了他们在土地荒废、青壮年劳力被征召后，面对一片荒芜的土地无能为力的心境。诗中写道：
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，劳心忉忉。”
“无田甫田，维莠桀桀。无思远人，劳心怛怛。”
这些诗句描述的是田地宽阔，却无人耕种，野草丛生，农民心中充满焦虑和不安，因为青壮年劳力都被征召去参军，剩下的只是荒芜的土地。虽然表面上说不挂念远方的战士，但心中却总是无法平静，内心充满了惶恐与忧虑。
周宣王即位后，最为棘手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。于是，他开始着手让王室和国家重新富裕起来，成为了他施政的首要任务。
面对困境，周宣王采取了一项大胆的土地改革方案，决定实行“不籍千亩”。所谓“籍”，是指专门为上帝划定的土地，这些土地的所有产出都用于祭祀上帝，而“帝籍”面积约为千亩，因此这一块土地也被称为“千亩”。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中记载了这一制度的细节。
这块“帝籍”还有特别的象征意义，作为周王朝的爱国教育基地，每年春耕时，周天子会亲自前往“籍田”举行开耕仪式。仪式上，他会拿起锹铲，象征性地做一些耕地的动作，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向百姓宣扬要热爱劳动，将劳动成果献给上帝。仪式结束后，所有的“籍田”便交由民众耕作，农民的劳动成果归周王室所有，而他们的辛勤付出则相当于奉献给了天命。
然而，这种制度存在缺陷。由于没有明确的工作标准，又因为不可预测的自然因素，农民的工作成果难以量化，导致劳作的积极性大打折扣。久而久之，百姓对这一制度失去了信心。
周宣王意识到，这种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，百姓对天命的信仰动摇，而王室的言辞也未能打动他们。因此，宣王果断废除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“籍田礼”。
这一举措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改变。废除籍田礼，宣王宣布将籍田分配给农户，由农民自行耕种，收成后以实物的形式向王室缴纳地租。这一政策立即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因为他们的收成与自己的收入直接挂钩，农民变得更加勤劳，农业生产开始恢复，周王室的收入也逐步增长。
“不籍千亩”的改革不仅如此，宣王还废除了劳役地租，改为实物地租，这样一来，王室的税收范围得到了大幅扩展，所有的土地都被纳入税收系统。即便税率保持在1/10，庞大的土地面积让王室的收入大幅增加，财力也得到了恢复。
这一改革犹如“包产到户”，为濒临崩溃的西周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极大地恢复了国家的经济。
然而，改革的力量往往会引发保守势力的反对。朝中大臣虢文公就公开反对宣王的改革，认为周天子不应废除籍田礼，应该坚持下去。他辩解道，尽管天子在籍田中的劳动只是形式，但它代表了天子对神灵的虔诚，以及对农业的鼓励。如果这一仪式废除，上帝便不会再保佑大周。
然而，宣王并未被这些言辞动摇，继续推进自己的改革。虽然虢文公的说辞看似有理，但百姓已经失去了对天命的信任，他的坚持显得空洞无力。
最终，宣王的改革成功地为周王朝恢复了生机，让这个曾经风华绝代的国家在经历了数次动荡后，重新焕发了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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